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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条:客家“正月会期”

      地处偏僻的客家祖地,在原始状况的农耕文明下,客家先民缺乏交往,即使是邻近的村落,由于人们忙于农务无遐于聚会和串门。于是花灯活动成了客家居民交往的一个重要纽带。以石壁客家祖地为例,乡民的重要交往时间为“正月会期”,在这会亲访友的时间内,花灯活动便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筹备花灯活动的过程,也是客家乡民交流思想感情的过程,诸如在长者指导下进行花灯制作、设计,组织花灯游乐方式,安排花灯展示日期、地点等等。虽然筹备工作并不复杂,也不繁重,但无不体现客家乡民的群体合力,气氛融洽,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了大型灯会展示期内,更是把人们的交往活动推向高潮,十里八乡的客家乡民纷纷聚集举办地,甚至粤赣边界的乡民也前来赴会,一睹大型灯会的风采。在这期间,乡民们借机走亲访友,洽谈生意,磋商农事,交友攀亲等等。这是客家人一年一度的重大聚会,与其是花灯的盛会不如说是感情交流的盛会,在浓烈的花灯文化情结中,客家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似乎在昭示着客家民系的蜕变和演进。客家花灯活动从现实意义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汉民族元宵闹花灯的娱乐范畴,成为凝聚客家民系的重要合力。

    客家祖地的花灯,有时也象征着一条生命链,是原始返朴归真的动力所在,是客家人顽强的生命力和繁衍生息的标志。宁化县曹坊乡滑石村的“角子灯”最为典型。“角子灯”又称“板凳龙”,汉花灯中称“烛桥灯”。这是由多块灯板组合而成的。据说,该村的“角子灯”规模最大时可达150多极,长几百米,人员多达200余人。到了元宵之夜,金铳爆响,村中各户男丁便身杠“角子灯”到宗祠集合,参拜先祖后,安置蜡烛或灯油,一人一板连结合成,在村落中盘桓数里,尔后锣鼓鸣响,角子灯龙头从祠中游出,按事先商定的路线逶迤推进,景像蔚为壮观。客家“板凳龙”是按着一丁一板的习俗来构造的,向世人昭示着本族的人丁兴旺,族群强盛,并寓示着代有传人,子孙绵延不断。这种“角子灯”极具表现力,以灯一龙一人浑合为强大的整体,来显示客家人顽强的生存力量。“角子灯”传达出被动移民的一种精神,在极为困苦的生存环境下,客家人不屈不挠的勇气,并以此为向心力,支撑客家人与天斗、与地斗的信心,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固有的生存现的真实再现,却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所在。


    二、折射客家民系生产关系的客家祖地花灯文化

    文化是稳定和凝聚族群、民系的重要力量,也是族群、民系成熟的标志。以客家农耕文明为背景的花灯文化,同样的也折射出客家民系微妙的生产关系。以农业为基础的现实生产和生活,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所在,同样也是客家文化的根本所在,而且更深刻地体现在作为被动移民的客家民系上。虽然,由于战乱的原因客家人被迫离开他们原有世代赖以生存的故土,但却没有背离其原有的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华传统文化仍与他们相伴随行。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外在规范性的生活方式,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客家民系的生成和流变正是遵循着生态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这个三维空间里进行的,同样客家花灯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不离其左。客家祖地花灯的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最好的印证。花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虽然大部分花灯和花灯展示、表演不进入流通领域,但作为民间的一种文艺活动,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从花灯的先期设计、制作到花灯活动的策划以及花灯活动的正式举办等,在这整个周期中,都要耗费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对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的客家民系而言,举办一次花灯活动,无疑要承受较沉重的经济压力。然而,客家乡民却以一种近似“乌托邦”的方式,有效地组织了每年一度的花灯活动。宁化延祥灯会便可见一斑,延祥灯会的组织形式在客家祖地的花灯活动中很具代表性。灯会,当地也称“样期”或“会期”。“样”是方言谐音,“热闹”之意。“会

期”即“庙会之期”。灯会,游灯也游神,游灯是庙会的一项主要活动。为了确保每年灯会的如期举办,不断提升花灯的数量和质量,客家乡民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集资购田,以田租养灯会,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灯会组织形式。同时,客家乡民以原始股份制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募资和分配。灯会有大有小,一般在8股以上,基本为一户一股以上,每户捐助或摊派,购田出租或由值首者耕作,田租收入作为灯会的开支,在列支上以各户拥有的股数分配份额。在灯会组织结构上,也相当有序。延祥村按地域划分组成4个坊,上村2坊,下村2坊,每坊20-30户不等,轮流负责组织筹备花灯活动,每坊内部编号,轮流值首,一班3~5人。灯会是全村参与的活动,各户均要有花灯参加,以值首者为主打。故参与者都以每年分到的金额来安排灯事,若要显示气派或扩大规模而资金不足,就得另筹款项。客家祖地的灯事大抵都以如此范式运作,这种范式反映了客家民系简单而实用的生产关系。当被动移民在困苦的生活条件下,寻求花灯文化活动来充实娱乐自己时,这种原始股份制方式,有效地减轻了客家乡民的经济负担,体现了公平、均等的社会分工制式。另外,这种灯会制也是客家宗族社会的产物,是客家家族制度恒定性的一种表现。由于客家人农耕生产的小规模和低水准,而无需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协作,正是这种分散性和独立性,打造了客家人家族制度,客家灯会组织就是这种家族制的延伸。虽然客家家族制有落后、狭隘的一面,但又因其水固性使得花灯活动能够持久的开展下去。因之,客家祖地花灯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也得到了传扬。

    虽然客家花灯对客家经济发展仅仅是附比功能。但花灯文化活动营造了客家地域的节日氛围,给客家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提供了一个空间,也带来了节日经济效应,使人们从中感受到农耕文明状态下客家民系文化与经济的单简、调和式的演进。

    三、再生形态的客家祖地花灯文化

    有关专家考证客家民系的形成过程,提出了客家先民的“次生态”、“再生态”、“新生态”等构造说。这种构造的划分与考证,给客家民系形成的探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客家民系的形成和与之相对应的客家文化的形成,一样引人注目。一般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以及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这种新质文化的特点是南北杂陈、新旧调合。也正因有了“次生态”、“再生态”和“新生态”,客家先民才有这种文化糅杂的特点。客家人群由于迁出黄河、长江流域的时间不同,带来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化的基本风貌和主体精神,这就构成了客家文化的多元性。迁移生活导致文化变异,这是客家移民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客家文化是汉文化变异后的一种新质文化。但这种新质文化仍不离汉文化的本源,客家花灯文化也是如此。即一种再生形态的汉花灯文化,是客家新质文化中的分支,在质地上较之汉有着细腻的变化,其再生性就在于它的多元化,而且是客家地区里具有很强民俗风情的文化事象,它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出客家民系的人文精神和价值体系。

    其一,具有浓烈的地域单元性和主题性。由于独立的地理单元和客家民系的分支,一方面为客家花灯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花灯文化保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人文氛围。因之,客家祖地的花灯无论内容或形式在各小区域内都有所差异,各乡、镇乃至各村都保有自已相对的独特风格和主题色彩。象宁化治平乡高地村的“文武灯”俗称“关刀灯”;宁化难上的“高棚灯”;客家祖地石壁的“牌坊灯”;宁化曹坊滑石村的“角子灯”,宁化延祥的“灯会”等等,各成一体,在题材、内容、形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区分,甚至在主题上也各有专利。象“关刀灯”只有治平高地村这一单元区域内才有。在客家地域有明显特色的花灯,似乎在制作上达成默契,此乡或此村独有的其他的地方就不仿制。客家花灯文化那种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民系划分的认同,在花灯制作的主题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象“文武灯”阵就以“关刀灯”、“月斧灯”、“书剑灯”、“牌枪灯”等与兵器有关的造型组成,以显示“文武灯”的霸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而除高地村外其他地方就鲜见如此众多有关兵器造型的花灯。此外,客家花灯也不排除它的共性,特别是带有强烈生存愿望的主题花灯,这种繁衍生息、光宗耀祖、吉祥如意的主题始终贯串在客家花灯群体中,因而客家祖地花灯中,大都有“鲤鱼跃龙门灯”、“桃李园灯”、“吉祥如意灯”、“五谷丰收灯”、“喜鹊登梅灯”等等。这些花灯表达了客家人在苦难中憧憬未来、渴望和平安康生活的农家理想。
    其二,精致和典型的客家情凋。精致性和典型性不单在客家花灯的题材、造型、工艺上反映出来,更在于通过花灯传达地区自然村落与血缘家族的高度统一性和吻合性。客家祖地花灯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花灯,就在于其扎灯目的、祭灯仪式、闹灯信仰、灯会组织等方面,都无不体现出客家祖地强烈的宗族制和血亲制。如宁化淮土一带的“高棚灯”,相传由皇帝所赐,故其灯座上标有醒目的“圣旨”二字,并有着宜“少、高”、不宜“多、矮”的灯式约定。又如宁化高地的“文武灯”是一种客家宗族祭祀灯舞,故其“辈份”极高,出游时,若与其他花灯相遇(“稻草龙”除外),其他花灯都熄火避让,以示尊敬。另一方面,从花灯制作工艺和材料选用上,也体现了客家花灯本体上的精致性和典型性。虽然大多客家花灯材料采用一般的竹、木、纸、草、烛、布等制作,但工艺都甚为精良,造型各异,注重灯形的雕刻镂画,有的还有丝绸等材料绘饰花灯的装璜。在造型上,有的模仿花鸟鱼虫、飞禽走兽形象;有的是几何造型;有的是抽象造型;有的则是缩微或放大的实物造型等等。在题材上,有戏文故事;有劳动、生活场景的描绘;有神话、典故;还有集书画、诗文、词赋、山水画为一身的古典宫灯等等。客家花灯比较讲究形式美感,在形状、质地、色彩、用光上都有一定的范式,强调面线比例、总体尺度、质地柔韧、光彩谐调等有机的组合。客家花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的艺术情趣和审美意识。

    其三,还朴归真的务实性和质朴性,客家花灯文化是建立在客家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一种人文积淀。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中国汉民族由于战乱原因所造成的一次痛苦而无奈的裂变。因而客家人有着极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发展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完全贯穿于农耕劳作与生活的全程中。因之客家人代代相传着“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百般武艺,不值锄落地”的理念。这种理念也无处不在地在客家花灯文化上表述出来,塑造了客家花灯质朴无华的独特风格。象客家地区较常见的“舂米灯”、“碾米灯”、“筛米灯”,这些灯除了真实反映客家人劳动情景外,还有照明兼装饰劳动场所之功能。作为被动移民的客家人,由于低水平的耕作方式决定了他们低层次的生活状态,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是客家民间褒扬的风尚,为客家人广泛认同。这种认同在客家花灯中随处可见。就说“板凳龙”和“稻草龙”,分别用生活中最廉价的木料和稻草制作,工艺简单、外型质朴,深受客家地区民众的喜爱,“板凳龙”龙板一般长2米左右,宽25至30厘米不等,板身两端凿有一圆孔,供连接榫串用。板身点上蜡烛,数十板与龙头、龙尾连接便可成为“板凳龙”,加以花灯装饰又为“花灯板凳龙”,若有造型和情节又称“故事板凳龙”等等。确实,从节俭的角度上看,这种花灯既廉价又美观实用。客家人就是用这种花灯,来表达他们的执着顽强的生存理念和审美时尚。

    客家祖地花灯还有呈再生形态的特点,就是集灯、舞、歌组合这一形式,这种灯舞融合客家务实性和质朴性,艺术地再造了花灯表现形式,突显出为我所用的客家人生观。最为突出的应为宁化石壁南田花灯,这种灯舞一般为8位女子手执花灯、花束,边舞边唱,所唱歌谣多为客家山歌,有劝人为善的《十劝妹》、《十劝郎》;有了解自然、地理知识的《锁歌》;有劳动生产的《看牛歌》、《十二月作田歌》;还有历史典故的《雪梅歌》、《十二月古人歌》等等。这种带有浪漫色彩的灯歌舞也是客家花灯文化多元性的一种走向,是客家人创造性改造花灯文化的结晶,体现了客家人的务实精神,激发出花灯文化潜移默化的教育功用,使花灯文化更具生命力,得以在客家地区传扬,经久不衰。

    再生形态的客家花灯文化,从审美的角度看,不单在客家花灯的类型、风格和气质,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古往今来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上,从中原文化的雄浑、吴越文化的灵秀、荆楚文化的浪漫中,提炼、整合出客家文化的深沉和凝重,构筑成客家文化的历史纵深感,以此映衬中国汉


日期:2007/4/11 13:09:00(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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